蔡翠红：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战略稳定？

关于“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战略稳定”这个题目，是我这两年延展的一个研究思考的方向。2019年我曾提出“科技本位主义”这一概念，这个词并不是凭空创造的，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提出了“社会技术想象”的概念，跟我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处。科技本来是我们实现国家利益的一个工具，但是现在的事实是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目标本身——从国家层面、市场层面和社会层面都看到它有广泛的存在。

从国家层面看，科技在国家战略决策与大国竞争中的核心地位。在国家战略决策当中，几乎每个国家都把科技作为一种核心的国家利益，通过各种国家战略文件给予界定。比如说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特朗普主导的美国未来产业报告，就列出了主导美国未来的四大高端的产业：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量子计算和5G。在大国竞争当中，科技成为最前沿的阵地。在市场层面，科技在投资动向、市场表现、市场前景方面都起到引领地位。比如说纳斯达克的科技股，2019年的涨幅超过其它板块40%之多。从社会层面看，科技对日常生活、公众舆论和社会心理都有重要影响。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公众和媒体对技术精英的正向舆论远超对娱乐明星的崇拜，这也是科技本位主义的表现。

为什么“科技本位主义”会形成并兴盛？无论是从历史、现实还是未来的角度，都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逻辑性的思路。从历史角度看，科技革命对世界文明发展以及世界领导权更替起到推动效应。从世界文明史来看，可以看到科技对社会关系的更新；从世界政治发展史来看，世界领导权都是掌握在每次科技革命领先者的手里，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这些都是有案例的。从现实角度看，科技对综合国力的核心引领效应和“科技生活进化论”早已深入人心。从未来的角度看，科技领先与未来世界格局呈现的是一种关联效应。为什么会关联世界格局？因为现在的技术一方面是赶超周期越来越短，另一方面是垄断性越来越强。

这里列出了四次工业革命的对比（如下图），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械化为特征，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第三次工业革命是自动化、网络化，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是以智能化为核心的，尤其是人工智能被有些人认为是第二核武器。

四次工业革命的对比

那么作为“第二核武器”，人工智能否影响战略稳定，可行性如何？我认为战略稳定是可能被影响的。

首先，战略稳定环境具有开放性。一方面，是霸权和大国地位的开放性。因为战略稳定环境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可能源自国家间的实力分配变化，大国地位是开放的，实力可能会变化，大国曾经所依赖的优势基础可能会丧失；而且，源自其科技优势的方面也可能被同质化，出现技术的转移或者是学习，原来异质化的优势被同质化后力量对比会发生变化；还可能出现源自新型力量的非对称性效应。另一方面，是大国战略稳定关系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在冷战时期主要来源于核恐怖平衡。冷战后的今天，除了核因素，大国战略稳定关系的脆弱性还来自于相互依赖性。

其次，战略稳定思维的工具理性。现在大国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就是工具理性，这是导致大国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式。工具理性主义信奉技术和力量。因此往往会造成两难的局面，即人们往往不重视工具的有效性，而是陷入了一种极度恐慌，担心对手可能会超越自己，从而导致对前沿科技的重视和过分追捧，并导致战略不稳定。导致工具理性主义的泛滥包括三个原因：一是冷战思维；二是大国战略互信的不足，彼此间很难澄清意图；三是现实主义宿命论，也就是修昔底德陷阱。从理论上看我们应该追求战略稳定，大家稳定了，国际关系就稳定。但事实上因为工具理性的存在，大家追求的不是战略稳定，而是一种战略优势。国家间会因为无止境地担心别人超越自己，所以就不断地发展技术。

第三，战略稳定要素的拓展性。虽然核武器以前是一个核心，但是它不能保障我们国家利益的全部，还有很多其它国家利益的延展，所以战略稳定已经变成一个多重驱动的问题。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地区冲突、能源问题、政治及外交影响力、经济依赖性、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等都是大国战略稳定的考量要素。战略稳定的要素可以分为三类：技术性因素、行为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技术性因素为各国战略实力奠定了物质基础，是决定战略稳定的根本因素。

我们可以把“战略稳定”理解为美苏双方都没有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动机，从而维持的一种战略力量平衡状态，包括危机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稳定性。从理论上讲，战略稳定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两种角度来理解。从广义上，意味着各行为主体在全球范围内保持自我约束和相互制约，从而在国际体系内形成相对稳定和平衡的战略态势。从狭义上理解，就是传统上美苏双方没有发生核战争的动机，在当代就表现为大国之间战略武器的力量和能力的平衡。

对人工智能技术影响战略稳定的理论争辩一直在进行中，我认为大致可总结为三种观点：第一个是从核战略稳定的视角，产生了人工智能边缘化作用论；第二个是从军事战略稳定视角，产生了人工智能军事依附论；第三个是从复合战略稳定视角，产生了人工智能颠覆性技术论。下图是还在深化研究过程中的复合战略稳定分析模型，这个模型分为技术链、行为链、制度链三个层次，分别对应战略能力、战略行为和战略意愿。

对人工智能影响战略稳定的效果评估，可从五个方面来进行：第一是人工智能对核武器的赋能效应，第二是人工智能对常规军事力量的升级效应，第三是人工智能对战略能力的全面渗透效应，第四是人工智能引发冲突升级的行为风险效应，第五是人工智能不完全掌握的心理焦虑效应。

人工智能对核武器的赋能效应上，比如说目标捕获与侦查、早期预警防空都对战略稳定有正向的影响，弹道导弹防御、核力量保护系统也是影响因素，如下图所示，我对战略稳定的影响做了一个简单的赋值，仅做参考。

对常规军事力量的升级效应也是一样，比如说无人机、协同作战、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等，都对战略稳定有较大的影响。

对战略能力的全面渗透效应方面，我们发现主要是在技术领域有赢者通吃和人工智能技术赶超周期短的问题，它们对战略稳定分别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引发冲突升级行为风险效应，主要是说人工智能可能会模糊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界限，这显然是一个负面影响。当然，也包括人工智能的意图可能会被误读等等。

最后一个是人工智能不完全掌握的心理焦虑效应，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提到。人们总是担心技术被超越，担心规则被别人抢先制定，这些心理焦虑会引发战略互疑，这也是较为负面的影响。

最后，通过各种角度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第一，战略稳定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亡。冷战时期的核战略稳定已经发展为如今的复合战略稳定（范畴和主角大为扩展）。第二，人工智能作为第二核武器对战略稳定产生影响并提供其存在的可行性基础。这种可行性基于战略稳定环境的开放性、工具理性战略思维、战略稳定要素的拓展。第三，人工智能影响复合战略稳定可以从战略能力、战略行为和战略意愿等几方面进行分析，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技术链、行为链和制度链。第四，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的影响多数情况下可能是负面的。在具体的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的影响评估上，从对核武器的赋能效应、对常规军事力量的升级效应、对战略能力的全面渗透效应、引发冲突升级的行为风险效应、不完全掌握的心理焦虑效应看，尽管有些因素能够增进战略稳定，但是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的影响多数情况下可能是负面的。第五，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将是今后大国战略稳定的重要变量。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人工智能研究以及对战略稳定带来的影响。

本文内容由蔡翠红教授在“百川论坛——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评估2021”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作者蔡翠红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关系博士。

编辑：GBA Review 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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